“国学热”与当代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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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2019-11-10 03:36

  从唐末到清末,书院是人们传授和研究所谓国学即传统文化的主要教育机关。诚如胡适所说:“这一千年来造就人才,研究学问,代表时代思潮,提高文化的唯一机关全在书院里。”①由于书院和科举相关联,在晚清废科举、开学堂的改革潮流里,废除了书院。此后建立起来的现代学校教育体制中,书院已不复存在。然而随着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人们意识到了认知、研究民族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必需的。在紧接着“五四”猛烈批孔非儒之后的上世纪20年代,兴起了关于“国故”的讨论,就反映了这一点。在讨论中,一些学者开始看到:在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统文化研究人才的培养方面,现代学校有其短而传统书院有其长。1923年底,正热衷于整理国故、为《国学季刊》刚写了发刊宣言的胡适,作了《书院制史略》的演讲,推崇“古时的书院与现今教育界所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并对书院退出历史舞台深表遗憾:“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希望以“书院精神”改造现代学校。②在“国故”讨论中曾和胡适争论应该给青年开什么样“国学书目”最合适的梁启超,亦提出新式学堂应“参采前代讲学之遗意而变通之。使学校、教师、学生三者之间,皆为人的关系,而非物的关系”。③他在戊戌维新时期曾力主改书院为学堂,现在则追怀已逝去的书院。本来就反对废书院改学堂的章太炎、马一浮等,更坚持只有书院才能有效传授国学、培养研究国学人才。于是,章太炎创办国学讲习会,马一浮创办复性书院。后者的《复性书院简章》称:“书院之设,为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使学者得自由研究,养成通儒,不隶属于现行学制系统之内。”④

  事实上,“五四”以后在国学传授和研究上取得突出成就的机构,如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香港新亚书院,都程度不同地采纳了书院制度。清华研究院的章程指出:“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院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而学员在此时期中,与国学根柢及研究方法,均能确有收获。”⑤据说这样的设计出自胡适。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原名国学专修馆,以书院制度为楷模的意图十分明显,这与创办者唐文治出身于江阴南菁书院自然有很大关系。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其招生简章上说:“旨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⑦实践证明,借鉴书院制度对于传授传统文化、培养传统文化的研究人才有着特别明显的效果。

  何以会如此呢?简单地说,是由于书院的体制有着与传授传统文化、培养传统文化研究人才相适应的三个“打成一片”:把现代学校中分科的知识打成一片;把为学与为人打成一片;把教师与学生打成一片。传统国学的知识内容是综合性的,涉及到的学科有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学、社会学,甚至还有自然科学,因而将其放到现代学校的学科分类中去传授,只能获得零碎的知识片断。书院的教学不以学科区分,形成与国学内容相一致的知识体系。国学以儒家为主导,主张仁知统一、知行合一,即学问与道德的统一;书院教育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一面求知识的推求,一面求道术的修养”。⑧求知的过程也是道德修养的过程,教师对于学生来说,不仅是学业上的向导,也是人格上的榜样。现代学校主要以知识教育为主,即使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也是将它作为外在的知识予以传授,接受者很难体察到其学学问与道德统一的内涵。所以马一浮告诫“欲治国学”的弟子:“此学不是凭借外缘的产物,是自心本具的。不可视为分外。”⑨传统国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不同学派的创立而获得发展的,唐宋以来的学派基本上都是由书院为中心而形成的。之所以如此,是与书院的师生关系融洽分不开的。书院的师生,互相问难,讲学切磋;老师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学生主动研究,贵在自得。这样一方面学生在和老师零距离的接触中,体会、领悟到了那些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真谛,另一方面学生的自得继承发挥了老师的思想,于是师生相承,衍化为某个学派。现代学校的师生,除了课堂听讲,交谈的机会绝少。特别是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老师的讲台搬到了网络上、电视上,学生所见到的老师只是屏幕上的声和影。

  认识到书院对于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统文化人才的培养具有独特的魅力,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要废弃学校而重建书院;而是说当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统文化人才的培养再次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必须借鉴传统书院的经验。目前不少大学已经建立了国学院或其他名称的类似机构,但是似乎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